| 在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分别采访了杭州小组创始人徐梅坤、组长于树德的儿子徐昆明和于传林，现将他们对父辈的回忆刊登在此，借以缅怀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的两位老人。 徐梅坤 ，又名徐行之。1893年8月11日，出生于萧山长山镇富家塔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生活所迫，6岁起就在钱塘江边打柴，10岁去酱油店当学徒，三年里尝遍做杂役、保姆的苦滋味。16岁进设在杭州扇子巷的浙江省官制印刷局学徒。开始学识字，成为排字工。后来到杭州、绍兴、宁波、无锡、上海等地打工，结交许多工人朋友。由于印刷排字工的特殊性，使他较早接受到辛亥革命后各种新思潮的影响，懂得了要团结工人兄弟一起斗争，并参与组织了浙江印刷公司互助会，创办工人刊物《曲江之潮》，组织工人罢工斗争。 然而现实也使他痛苦地认识到，靠自己和组织部分工人的自发斗争并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每次罢工斗争后他都不得不逃离，他感到迷惘和失落，急迫地希望寻求出路和方向。 1921年冬他因农运失败逃到上海，由于他之前参加工运和农运的事情已被上海报纸介绍，受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共党的领导人的关注，经邵力子介绍与陈独秀见面，陈独秀在听他讲述工运、农运情况后告诉他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的，经陈独秀介绍，徐梅坤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最早的工人党员。 1922年8月，他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书记。9月，他到杭州创建党组织，成立中共杭州小组。1922年秋开始，他又先后投入到绍兴、宁波、南京等地区的建党工作。1923年6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三届中央候补委员。1923年到1927年期间，他先后担任上海印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全国印刷总工会委员长等职，领导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参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作为我党上海和江浙地区的领导成员之一，为我党建党初期的组织建设，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上海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同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徐梅坤在萧山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和浙江反省院。在长达8年的牢狱生活中，虽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气节。严守党的秘密，在经受长期镣铐加身等酷刑虐待压力痛苦下决不叛党。 1935年9月，他因病重被保释出狱。改名徐行之。翌年，重回上海，继续投入了我党领导下的进步活动和工人运动。1939年在重庆期间，与周恩来等同志见面，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提议，继续留在党外从事进步工作。 1939-1949年，他辗转上海、福建、重庆、香港，为党筹集资金，掩护和营救了一批被捕的革命同志脱险。特别是他利用私人关系，为阻止浙江省保安司令周岩炸毁杭州军火库以及其他城市建筑，起了重要作用。他还策反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阻止其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策动其于我军渡江时起义。 解放后，徐行之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1956年2月任国务院参事。 1981年6月8日中央组织部文：“同意徐行之同志重新入党，党龄从徐行之同志1950年11月25日致信党中央要求解决其组织问题之日算起。” 1997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104岁。国务院参事室在对他的评价中这样写道：徐行之同志一生朴素，淡泊名利；对党忠诚，严于律己；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因自己的困难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他关心群众疾苦，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他以自己的一生，为后人做出了光辉的表率。 据徐行之儿子徐昆明介绍，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忠诚是其父亲毕生的信仰。在身处党外的时期，他依然以党的利益为自己行动的目标，自觉在党外为党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依然不顾冲击和个人安危，对一批老同志的历史情况坚持如实诉说，拒绝造反派要他作不利老同志的证词。在几十年岁月中，无论他个人处于什么境地，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对待，他从没有一句对党的抱怨和不满，从没有表现出一次对党的事业的失望和怀疑，总是那么乐观和坚定。 他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也没有学过系统的理论，然而他却总能坦然面对各种对党的责难。他多次讲，党从成立开始，就是从无数错误、失败、挫折中走过来的。从党成立起，党内就存在特务、叛徒、意志薄弱者和同路人。他说，同路人就是看自己利益比党的事业重要，关键时刻就会不停地责难、抱怨，事实上就是和党分手。他还说，建国前在白区做党员是要掉脑袋的，建国后没有这个危险了，政治风云一来，困难、挫折一来，谁是同路人就考验出来了。有人为了自己，说假话，攻击老同志，也是同路人。 徐昆明说，父亲平时很少对子女说教，更没有政治性的说教，只是要孩子诚实、勤奋，懂得学会区分是非，遇到大事要有自己的观点。生活上也从不娇惯下一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