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是人类中的一滴水，人类是万物中的一滴水，我只是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些许作用，和很多牺牲的人比起来，我不算什么······”——于树德 1894年2月27日，于树德出生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一个靠劳动起家后又走向没落的富农兼营工商的大家庭。从小聪明好学的他，上过八年私塾。十五岁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以考试第二名毕业于该校法律本科，并获校费留学日本。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见识了中国农民的落后愚昧，清王朝的腐朽反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十七岁上学期间因不满现状参加了“请开国会”运动和辛亥革命滦州起义。 在校期间通过革命活动，他与年长二届的校友李大钊、同学安体诚，以及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此后，于树德被李大钊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深深吸引，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另一个对于树德产生影响的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河上肇教授。在日学习期间，于树德经河上肇介绍，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专注产业组合运动，编著了《信用合作经营论》。从而在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获得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后他在这两个方面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宝贵贡献。 1922年1月在李大钊介绍下，于树德代表新中学会去莫斯科，出席了列宁倡议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并作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发言。回国后在教书的天津母校，兼课的北京大学等地宣传访苏见闻和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成为党的早期活动家。同年9月初，受党的委派，于树德参加创建了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担任组长。1923年春，杭州党小组扩改为杭州党支部时任书记。 1923年6月作为杭州党组织代表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按照这次大会决议，他和李大钊、林伯渠等同志以个人身份跨入国民党，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于树德当选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与李大钊一起被指派为北京执行部执委。1925孙中山病重和逝世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和国民会议促进会工作。和李大钊一道，先后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他出席大会并就“西山会议派”问题作专门发言，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维护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1926年在广州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担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法政教官。7月北伐开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很快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于树德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通缉。由于变起仓促，他化装工人，连夜经上海去日本，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潜居上海租界，改名换姓，以编著书籍维持生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朱子桥北上抗日又到北京，逐渐公开活动。1933年李大钊牺牲，他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为李大钊烈士举行的公葬和立碑活动。解放后他依然年年都带领全家去万安公墓缅怀祭扫先烈。 1937年11月，在西安经与周恩来晤面，周指示他既已公开活动，仍以非党员身份留在国统区工作对党更有利。遵照此指示他继续留在了国统区，并从此自觉地做了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南京解放后通过李锡九同志向周恩来转达到北京工作的愿望，得到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欢迎北来”口信，1949年5月携全家到达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同年10月21日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任命为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后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行政定级时被周总理亲自定为七级。 从1954年起他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以后他全职调往全国政协工作。 十年文革浩劫中，因周总理保护而没有受到抄家批斗等大的冲击。林彪“四人帮”的各种专案组曾三天两头，共达三百多次到其家中查证党内高层人士解放前在国统区的“叛党活动”，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说违心活，不办害人事。即使个别专案组让他站到椅子上反省也不为所动。在他负责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他不动声色地保护了一批像程思远那样的党外有识之士，他丰富的政治经验，正直的秉性和忠厚长者的形象，受到人们普遍的敬重。 于树德1982年2月18日去世。他是我国合作社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留有20余部合作社理论著作。 谈到父亲，于树德的儿子于传林十分惭愧，说父亲一生经历十分丰富传奇，但绝少对家人谈自己的历史与功绩，总是把自己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十分普通的地位，反对家中后代对他歌功颂德。家人也只能从偶尔旁听他和友人交谈以及各种正式资料中对他的生平知其大概。 于树德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教育儿子热爱党，坚决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常讲百年中国现代史雄辩证明，只有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千万不要为名利所惑，要为国家人民多办好事实事。要求孩子一定要学好唯物辩证法，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不断改造世界观。他用瞎子摸象的故事来启发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他常嘱咐儿子要做一个自食其力，有责任感事业心的中国人。 于传林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河北任邱县农村医院工作。父亲病重的两三年里，每次到北京看望，总要陪护在北京医院，看得出来老人十分高兴而且需要儿子。但老人坚持不肯调儿子回京，说广大农民比他更需要医生，他有国家的正部级医疗待遇已经足够了。直到1982年父亲去世也没松口调儿子回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