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探讨临、济、张三城镇的政治面貌，分别简要追溯这几个城镇兴起的历史是必要的。
    据文献记载，临清早于汉代就有县治设置（当时称之为清渊县）。至明后，由于临清地理位置的重要，临城的重要性已随之突出。明人在论及临清地处的形势中指出：“郡居南北两京之冲，镇漕河之上，与卫水交会。”“齿牙北畿、襟喉南服，而肘腋河南、山东之境，实为中原实地。”自“我明式拓无疆，永奠金汤，顾之清源（即临清-引者），实为南屏。平野驰突，兵家易逞，矧四国之交，两津之会，地属襟喉，……我国家轸念要冲，陟邑为郡，南通江汉，北控赵燕。”“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具有“肇其西京……漕川之委汇，畿甸之喉襟，郁为南辅，称雄海内”的地位。
    正因为临清在政治、军事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明统治者便借“可以无城池兵戎之保障乎”为由，于明景泰元年开始筑城，后历经弘治、正德两代修茸，嘉靖二十一年，巡抚都御史曾锐，兵备副使王杨继续“缘边墙拓而广之”临城随之形成了一个“延袤二十里，跨汶、卫二水”的大都会。三十年，巡抚都御史王杼、副使李宪卿“建新城敌台三十二座”，三十八年，副使张鉴、知州李希欧“增建新建楼橹水门，各筑翼楼二”，增设“云侨射窦，以严攻守之县”。明亡清兴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历代对临清城又不断进行修茸，经明清两代的营建修茸，临称遂成为“京师所倚重”的重镇。

    济宁位于山东运河区的南部，素有“山东之门户”之称。公元223年，曹魏政权就曾在此设立郡县治所。明人顾祖禹在论及济宁俄的形势时说：“州南通江淮，北连河济，控邳、徐之津要，振宋、卫之咽喉。在战国时，苏秦所云亢父（济宁古地名-引者）之险也。支元人开会通河，馈饷时径，而州之形势益重。”自元明以来，济宁一直是南北漕运的“咽喉”，是政治、军事的“要区”之地。  

    封建统治者在“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此有备无患之道”的原则指导下，自明初，济宁城就开始“易土为砖”的改造。遂形成了“周九里三十步”，“城河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阔四丈五尺，深一丈五尺”，“颇称坚厚”的封建统治据点。从明正德年间道明末，济宁由于屡遭兵火“寇攘”，其捍御之备亦逐步完备。城壕之外又疏洗水环之以设重瀹，城楼之上又修楼橹火器以增兵备。济城“依然为重镇噫”。据明末济宁遗老郑与桥的记载，天启两年，农民以军徐鸿率部攻打济宁，当时济宁四之外上尚无廓城，济宁的统治者以“城所持着关，关无所持，何以为守御”为由，开始“环城外廓”，令“民挑浚壕堑，作墙其上，约十余里，屹然金汤”，又此济宁城的范围又扩展到了外城。
    清继明后，历代统治者济宁城都进行过修茸。咸丰年间，济宁的外城有的以复建。济宁终于形成了“周三十二里，为门十有八”，“行者重足，狂突之弓不敢深入”的“金城汤池”了。
    张秋地处临、济之间的运河中心地带。宋元时称“景德镇”。虽称之镇，实为一“大聚落”。明弘治七年，运河决口，景德镇惨遭淹没，临塞决口告成后，更名“安平镇”。明末又改称张秋镇。明礼部尚书、大学士东阿人于慎行在《安平镇志序》中称张秋为：“南北几十里辐射而受成焉，则尤称要重哉。乃其地籍东阿，而错麓阳谷、寿张之境，三邑鼎时而有之。……漕渠出齐鲁之郊，旋之若带，张秋有 结也”。随着明代运河商品流通的频繁，安平镇遂发展成为“夹渠而室者以数千计，五方之工贾骈陛而滞鬻其中，……河济之间一都会“的商业性城镇了。随着张秋镇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封建的政治控制也相应随之延伸过来。明正德年间，“始有修城之役”，但当时由于“兴者多简，故安平镇初具雉堞，来屹壮阔”。明嘉靖辛丑、壬寅之际（二十 、二十一年）农民义军冯聘鸷攻略安阳、临清，震惊封建统治阶级，以“安平钜镇处临清，济宁间，城守独可缓乎”为由，“遂卜日肇工，”于运河西岸修筑城墙。明万历七年，都御史赵贤还巡郡邑，见镇东岸仍无城，便“欲建镇城，知县朱应谷（东阿知县一引者）欣然协谋，实主是役，于是城之。城方八里，高二丈五尺，四门各楼，四角亦各楼，厥制跨运河而环之。其南北渡口为水，所以入者难以启闭，则为敌台四座，各建以楼，以戒不虞于安平士民，… …屹然一重镇矣。”
    从以上三城镇兴建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而营建了这些城镇，使这些城镇在发展过程中，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封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