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是沿岸各地的母亲河，是中国七世纪之后历代封建政权的生命河，它的兴衰曾与国家的兴衰，沿岸的经济繁荣相关联，因而，研究这条古老的河，并古为今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运河防务便是其中课题之一。

综上所述，唐、宋之际的运河，因国都位于关中、中原，故黄河之南的运河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江淮运河及江南运河不易淤积，航道长期保持良好状态，故漕运发达，漕运防务体系初步确立。而北段运河利用率低，发挥的作用较小，所以，常受黄河干扰的北运河没有受到朝迁的应有重视，河道管理机构没有健全，河道防务初萌。南宋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长期对峙，官家漕运受阻，分裂的局面使运河管理分割，南北交流几乎终止。元代着手运河的直线沟通，河漕防务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故效果甚微。明清两代是运河管理机构、漕运机构的健全时期，故运河的疏浚、漕运、防务、信息传递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机构级别之高，管理人员之众，分工之细，可与今天发达的陆路管理相媲美。据史载，清代河道总督属下还设有河标信息机构，名为“拨递”，共设41拨、82丁，凡沿运河防信息，短时间就可传到总河署，或直传京城。

漕运、治河机构正式建立后，也曾有过合并、短期裁撤，如：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漕运总督“加兼管河道”，河漕合并，合并后南方由漕运总督负责治河，山东、直隶则交巡抚“兼管河道”。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罢设总督”，治河与防务交由地方巡抚负责。

运河防务机构的驻军除非常时期外，无有军队的缉捕职能。如《清史稿·兵志六》云：“淮郡旧为黄淮交汇之区，特建两大闸，设河兵及堡兵守之，河营遂之漕营并重……河营升迁之例与军功同，专司填筑堤防之事，而缉捕之责不与焉。”但调防仍属军队性质。如：顺治六年至康熙六十一年，“裁拨抽调马步兵共贰千零叁拾贰名”，其他年份也常有河防兵员调防。突发事件时，其他驻军也调入强化运河防务。再如，清代咸同年间，捻军活动于苏鲁运河沿线，皇室惊恐，特派僧格林沁率清军，李鸿章率淮军，加强运河防务。1867年2月，“山东巡抚丁宝桢部署东军加强运河防线，并派水师在运河巡河”。6月30日，“李鸿章至济宁行营，筹划倒守运河防线”。10月26日，“李鸿章在济宁大营组建淮军游击师3支，各一万人，配合六七万运河河防军，追堵东捻军”。

京杭运河纵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浙江（又名钱塘江）五大水系，运河所设漕运、治河、防务三大系列机构及其分支，其职责范围无疑也涉及这五大水系，尤其是黄河。明清在黄河中上游多次设立机构，并属济宁总河提领节制。但治河管理机构管理的是运河及其与运河航运相关的河道，明清时期漕运、管河的最高衙署设在运河线上的重镇——淮安、济宁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