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水的滋养。河流是人类文明的基流，人类的各大文明几乎源于河流。自古以来人类就懂得择水而居、沿水而居的生存方式。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黄河以北不乏富饶之地，东南沿海更是物产丰富。但我国西高东低的基本地势决定了主要河流都是东西走势（额尔齐斯河与澜沧江除外），这虽为东西横向联系提供了便利，却极大地桎梏了古代中国南北纵向经济文化交流和商品物资流通。东西纬度方向气候变化不大，上下游农作物品种大致相同;南北纬度方向气候变化大，农作物品种差异较大（如北产麦粟、南种水稻）。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南粮北运，北盐南运，商品运输比较利益大，能有效刺激商品贸易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南北方向上没有可供开辟水上运输的天然河道，路陆运输费用极其高昂。而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改善陆路交通很不现实，发展经济、省力的水道运输自然成为各国的首选。

历史追溯到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群雄纷起。春秋初期，见于史书的诸候国共有128个，但比较重要的不过十余个。春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各路诸候为争雄称霸，普遍求贤若渴、广泛收罗人才，竞相致力政治、经济改革。其中，开凿人工运河，发展水道运输这个既可满足军事扩张，又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的举措被各诸候国普遍采用。有关资料显示，春秋时期陈、蔡两国在淮水的沙、汝水两支流间开出的水道是我国最早开挖的人工运河，但因其规模较小、埋废较快，在史料上没留下太多痕迹。之后不久，地处南方的楚国因晋楚争霸战争和问鼎中原需要，楚庄王于公元前613年起用孙叔敖为令尹，在江汉平原开凿了一条沟通长江至汉水的“荆汉运河”和连接江、淮的“巢肥运河”。春秋晚期的吴王阖闾扩建吴都（今苏州）时，大规模开凿自吴都通向四面八方的水道。但真正在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有影响力的人工运河，则是吴王夫差主持开凿的邗沟和荷水。

世上的很多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时人们的它意或无意之举，却造福了后人，成为善举甚至是受人景仰的壮举。吴王夫差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在我的印象中，夫差一直被定格在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序列。我虽然深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理应全面辩证地进行审视。可论及具体人物之时，往往或多或少的搀杂个人好恶，致使单凭夫差所谓的美色误国，就武断地以偏盖全，全盘否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现在想想可真冤枉了夫差。

夫差系春秋末年，太湖流域吴国的太子，当时正值吴、越交战争霸时期。其父王阖闾在一次伐越战役中阵亡后，夫差继承王位，立志复仇。在孙武和伍子胥的鼎力辅佐下，他雄心勃勃、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让吴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为征服越国，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95年凿胥浦，沟通了吴国的海运通道；凿古江南运河，贯通苏州至扬州的水道；凿百尺渎，沟通吴、越之间的渠道。公元前494年，夫差胜楚国、败越国，称霸之心进一步膨胀,企图挥师北上与齐晋争锋称霸中原。为解决军事物资与给养补给等问题，夫差充分利用当地湖泊、河流地形邻近和水位差小的有利条件，将淮阴之射阳湖作为水源，在滨临长江的扬州西北修建了邗城，城下开凿了全长185公里的邗沟，引长江水向东北入射阳湖，然后折向西北经淮安市郊入淮水。史书上用“举锸如云”来形容当年开凿邗沟热烈壮阔的场面，蜀冈上的邗城成为夫差北上的前敌指挥部。邗沟开凿后的次年，吴师就用其运兵北上大败齐国。

征服齐国后的夫差，为继续北上与晋争霸，遂在今河南商丘、山东曲阜之间“阙为深沟”，沟通了淮水和济水（据《国语·吴语》所载）。因其水源来自菏泽，后世即称之为菏水。菏水的开凿贯通了济水和淮水，使江、淮、河、济“四渎”相互沟通，意义十分重大。公元前482年，夫差取此道率兵北上，与晋、鲁等诸国君会盟，争得霸主地位。后吴虽为越所灭，主要缘自夫差过度膨胀的自信，使他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妄自相信奴役勾践既是对杀父仇人的羞辱，也是对天下诸候的宣言。也正是他的刚愎自用，误除伍子胥，仓促出兵中原，恣肆妄为，让越国有机可乘。

不管夫差的出发点如何，但邗沟和荷水作为京杭运河的肇始，却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夫差也因两大工程而遗利江淮、造福千秋、永垂青史。作为我国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邗沟开凿利用江淮之间湖泊河流的自然形势，巧妙地加以整理联缀而成，其“避湖险、裁弯道、河湖分离”的理念，对现今的水利建设仍有借鉴意义；菏水的开凿首次将江淮流域与中原联系起来，大大便利了南北的交通。邗沟和荷水经后人的屡次修建，成为了京杭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